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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战略大北撤
作者:孙伟良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19-09-27 浏览次数:7000
1945年9、10月间,浙东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著名的浙东战略大北撤。
1945年9、10月间,浙东抗日根据地发生了一件大事,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浙东抗日根据地范围内,我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和地方干部共15000余人,除了少数留守和坚持的以外,全部消踪匿迹,分批向北撤离,来到苏中安海集结,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改编为新成立的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这就是著名的浙东战略大北撤。
事情缘由要从日本战败说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诏书宣布投降。早在此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及其周边地区,发起给日军最后一击。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浙东区党委领导下,在各个地区向日伪军发起进攻。在三北地区,我军接连收复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胜山、五夫、坎墩、掌起、庄桥等日伪据点20多个,直逼宁波、镇海城下。在四明地区,我军连克鄞江桥、集士港、布政市、石碶、西成桥等重要据点。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基本消灭了盘踞在三北、四明、会稽、淞沪地区的日伪军,浙东各抗日根据地面积得到空前扩大,拥有400多万人口,1万多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中八大战略区之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倾吞抗战胜利成果。为了让国民党军队抢夺胜利果实赢得更多的时间,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虚情假意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顾全大局,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举行谈判,最后签订《双十协定》。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央作出决定,我军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解放区全部撤出。
自1945年9月15日王若飞在谈判中代表中共首次宣布 ,我党领导的南方八省的军队将主动撤出,到9月20日中央给华中局的撤离指示,到9月22日华中局撤离部署,到次日浙东区党委扩大会议经研究后下达撤退命令。整个局势像坐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刚刚还沉静在抗战胜利狂欢的热潮中,一下子要打起背包向这块火热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浙东父老兄弟姐妹告别。连谭启龙都在事后感叹:撤离的命令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突然了。不用怀疑中央的决定,应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
谭启龙“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直觉是对。当年的北撤命令,在经历了70多年的史海沉浮,绝非一纸简单的军事命令,而是一项事关我党、我军生死存亡和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战略。这个战略的初衷和最终目的,是要将经过抗战磨练并逐步壮大的、分散在各地的我党武装集中起来,选择相对稳固的区域(这个区域后来选择东北)形成优势兵力,最终拥有给敌人以致命一击的实力。这个战略从筹划、实施到最后成功,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袖,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以极其高超的运筹能力,将困境、机会、胆魄和自信高度熔铸在一起。这个战略甚至将蒋介石及其高层智囊玩弄于股掌之中,直到颓败台湾,他们尚不知当年重庆谈判中,中共主动退让南方八省根据地,明为退让,实为计谋,甚至可以说是为蒋介石挖的一个陷阱。这个以退为进的惊天战略,在党史学家严谨而精细的层层剖析研究之后,结论逐步浮出水面,真相大白于天下,让世人更加惊叹中国共产党的睿智、英明和伟大。
毛泽东早在1942年7月9日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 中指出: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毛泽东与刘少奇就此达成共识以后,时刻留意瞬息万变的时局,加紧谋划我军主动占据南方各省的战略位置,抓住一切机会向南、向南,开辟、巩固敌后根据地。这一切的结果,提升了我党领导抗战的威望,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力量,在战略上,为战后与国民党的继续合作增加谈判的筹码。终于迎来抗日战争胜利,也终于迎来预期中的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切尽如毛泽东1942年7月勾画的战略图景,北撤的战略时刻到了。
就浙东而言,战略北撤的实施非常及时,稍有迟疑,我军将面临灭顶之灾。浙东相对于全国来讲,是局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和军民由于当时信息情报条件的限制,难以洞察全局,也不可能全面理解北撤战略的真实意义。长期以来,叙述北撤问题的专著、文章,大多是用“奉命北撤”、“顾全大局”、“忍让为国”等词语,表现了内心的“不甘”、“屈闷”和“退让”。甚至谭启龙在《回忆录》中谈到北撤时用的词也相对消极,“感到太突然了”。华中局相对于全国来讲,也是局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虽然管辖着东南大部,但是对中共高层的运筹帷幄和全国战略时机,难以第一时间全部洞悉,他们对北撤战略的认识也仅仅是从军事调度方面来理解。重庆谈判、进军东北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从时间上来看是重叠的,其实是中央重大战略的整盘棋局。对于这一点,华中局当时还无法看清,以为华中新四军北撤仅仅是填补山东主力移师东北后出现的空缺,以致到9月17日还在向中央要求留一部主力在浙东。尽管如此,不影响华中局对于北撤战略的部署实施。为了争取时间,中央和华中局不惜连续发出指令,撤离,撤离,越快越好!并且华中局在9月22日当天从上午11时到晚上9时,就北撤问题连续发了5份电报 ,可见军情之急。
实际上,当时浙东面临的敌情已经十分严峻,内战危机一触即发。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独裁统治,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命令收编伪军,阻止我浙东武装参加对日受降,阻止我抗日武装解放杭州、宁波,杭州、绍兴、上虞一批伪军改头换面成了国民党武装,蒋伪合流摇身一变成为接收主力。国民党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国民党第32集团军各部逐步向杭州、宁波紧逼。浙保一团二团占领奉化江口。在浙东根据地的周边,国民党军队环伺并逐步形成合围之势,情势十分凶险。
在当年,执行北撤命令确实是痛苦的。因为绝大多数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思想认识一时转不过弯来,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遇到许许多多的难题,撤离过程中又将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令谭启龙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割舍不下的是,浙东这块曾经用血汗浇灌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浙东人民。
1945年9月23日,浙东区党委在上虞惠丰镇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北撤行动,作出八项决定,要点是:
1、全力控制杭州湾南岸、沿海主要渡口,封锁钱塘江口,集中所有能够集中的船只,电请苏中方面速派船南下支援,确保北撤用船,为北撤渡江做好一切准备。2、建立留守处,保护兵工厂、医院、印刷厂等后勤人员和伤病员。3、与国民党驻军说明,要求保护我留守人员的安全。4、留少量精干隐蔽坚持。5、限期收回抗币,动员群众用抗币兑换粮食和现金,每元换大米1斤,以免根据地人民受到损失。6、通知地下党注意自保。7、发《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8、把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由刘清扬、邢子陶负责四明地区,马青负责金萧地区,王起负责三东地区。
从9月30日起,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机关、地方干部15000余人,按计划分三路北撤。
第一路分两批,第一批由谭启龙、连柏生、顾德欢、谢忠良率领区党委、行政公署、司令部、政治部、军政干校、警卫大队及部分地方党政干部,于9月30日下午4时在古窑浦登船北渡。第二批由张翼翔率领四支队与鄞奉地区的部分干部,10月1日 晚在庵东、相公殿一带登船北渡。
第二路,由张俊生率第二旅,9月30日在临山、英生街一带登船北渡,何克希率领率第一旅五支队,遇台风三日后登船北渡,随即经历了澉浦突围战斗。
第三路,由张文碧、刘亨云、杨思一率领三支队、金萧支队,10月6日分别在临山、直落浦登船北渡。
10月26日,浙东游击纵队及党政机关和地方干部共15000余人,先后到达苏中海安集结 。11月16日,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第一纵队,谭启龙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浙东游击纵队主力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旅,何克希任政委,刘亨云任副旅长兼参谋长,张文碧任副政委,杨思一任政治部主任。
浙东战略大北撤,从接到北撤命令,到苏中顺利集结,时间极短。整个过程充满了惊险、刺激、生死考验,彰显了我军指战员、地方干部、人民群众的核心意识、大局观念、理想信念和革命大无畏精神。北撤战略的顺利完成,从根本上消除了我党我军力量分散、四面受敌的隐患,为日后形成优势兵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致命一击,集聚了力量,锻炼了队伍,争取了政治上、战略上的主动。
(作者单位为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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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庆谈判纪实》第242页,重庆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编。
②《谭启龙回忆录》第21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③《毛泽东关于山东的重要性致刘少奇电(1942年7月9日)》,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新四军文献8》第13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④《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新四军文献8》第278-283页,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三北地方党政军的北撤》中共慈溪市委党史办公室,引自《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第七卷》第16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⑥《浙东抗日根据地史》第2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