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朱瑞
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一位所向披靡功勋卓著、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将军就会映入你的眼帘。他就是享有“炮兵之父”美誉的人民解放军炮兵奠基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的朱瑞。有资料显示，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共有26万多人民官兵为新中国的创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级别最高的就是时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的朱瑞将军。纵观朱瑞的一生，堪称是自觉加强党性修为、不断提升党性觉悟的一生。
矢志不渝、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1905年9月13日（农历乙巳年八月十五），江苏省宿迁县孝义乡朱大兴庄（今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朱大兴居委会）一个朱姓的书香门第，一位男婴呱呱坠地，给全家人带来祥瑞之喜，这个男孩就是朱瑞。朱瑞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统治者腐朽卖国之时，风雨如晦，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儿时的朱瑞就种下了忧国忧民的火种。中学时代他开始接触新思想，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志士仁人一起寻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真理与良方。1924年中学毕业后，朱瑞立志献身革命事业，毅然放弃了进入国立东南大学的绝好机会，报考广东大学，并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在广东大学，“搜求进步书籍，自行研读”（郑建英《朱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P10），并完全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8年赴苏留学的朱瑞，经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6人介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不久任苏共炮校中国连的支部书记。1929年9月，朱瑞奉党之命回国，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心急如焚的他在多方打听未果的情况下，不畏风险，专程从上海赴徐州寻找党组织，不料联络人叛变，朱瑞险遭不测。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他寻找党组织的信心与决心。“苍天不负有心人”，直到1930年3月他在上海的大街上巧遇邓颖超，这才与中断半年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朱瑞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动情地说：“自从离开莫斯科，到找到党，先后六个月，这中间是我们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之前，我们很像失去母亲的孤儿”（《朱瑞传》P41）。失去母亲的孤儿这句肺腑之言，道出了一个共产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纯真感情。
朱瑞在严峻的革命斗争中，立场坚定，听党指挥，呕心沥血，艰辛工作，并时刻准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一切。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经常找干部、战士谈心谈话，“鼓励大家一定有坚定的信心，跟着朱、毛走出去。”（《朱瑞传》P105）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朱瑞十分振奋。他坚决执行遵义会议决议，支持中央的正确主张，与张国焘的右倾逃跑和反党分裂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积极开展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带领红一军团的广大指战员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
不畏艰险、舍身忘我的担当精神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朱瑞始终以大局为重，勇于担当、敢于负责，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强烈的担当意识和牺牲精神。1930年秋，中共中央长江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长江局军委秘书长一职亟待有人接替。当时在被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我是扛着棺材去的”（《朱瑞传》P43）。当他看到被指定前去的同志面有难色、犹豫不决时，便自告奋勇、主动请缨。领导对他这种知难而进的精神十分赞赏，立即接受了他的请求。朱瑞这次是下定牺牲的决心去武汉上任的。临别前，他写了一封与家人诀别的信：“我到远方，生死难卜，以后不再向家中通信了。”（《朱瑞传》P43）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长江局领导人任弼时、关向应、顾作霖等先后撤离武汉，由朱瑞全权负责长江局军委和武汉市委的工作。他在极其艰险的情形下，坚守岗位，镇定指挥，把一大批秘密党员和统战对象有序地撤离险境，完成了党组织交办的善后和撤退任务。长征中部队行进到腊子口，被敌人凭借天险挡住了去路。为了尽快攻克腊子口，并减少部队伤亡，当时已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不惧危险，亲自赶到战斗前沿，实地观察地形地貌，与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研究出“从右岸的悬崖峭壁攀登上去、绕到敌人左侧进攻”的作战方案。国民党军在红军的猝然打击下，以为神兵天降，狼狈逃窜，从而一举扫清了全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为加强红二方面军的部队建设和政治工作，调朱瑞任二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从当今的角度来看，他的这次职务调整属于平调。朱瑞深知，较之已经走上正轨的红一方面军而言，履新红二方面军之后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将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但他不讲困难和价钱，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到任后的朱瑞，遵照中央关于“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经验带到红二方面军去”（《朱瑞传》P147）的指示，在总指挥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的支持下，对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加强充实了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进一步健全了各项政治工作制度。与此同时，朱瑞还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东北军中下层干部对此表示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回陕，否则将与中央军展开血战。有些人甚至听信亲日派的挑拨离间，对红军的诚意产生怀疑。朱瑞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去做东北军的一些团、营长的工作，向他们表明共产党和红军为争取国内和平局面的一贯立场，提醒他们切莫听信亲日派的教唆，千万不能做破坏“三位一体”、分裂东北军整体力量的蠢事。如沐春风的话语，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得东北军的广大军官如梦初醒、口服心服。此举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保持红二方面军与周围友军的友好合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政委关向应在朱瑞离开二方面军、前往华北抗日前线的临别赠言中所说：“你在东北军搭建了国共合作的桥梁，愿你再开辟一条收回东北的大道。”（《朱瑞传》P149）。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为延安炮兵学校题词
延安炮兵学校大门
1945年6月中旬，中央有意安排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主要任务是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但他见到毛主席却说，副总参谋长责任重大，请中央考虑更合适的人选。我在苏联是学炮兵的，现在随着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建设炮兵已成为重要任务，我愿到炮校当一名教员，为发展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席听了他的话很高兴，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朱瑞说，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你主动考虑革命的需要和战争的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这种精神很好。我支持你的意见，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炮兵。毛主席这天兴致很高，还向朱瑞询问了组建炮兵需要解决的问题和一些大炮性能等具体情况。当朱瑞谈到自己在建设炮兵中可以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时，毛主席说：“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谈话结束后，毛主席提出与朱瑞一起合影留念。朱瑞后来曾对他的爱人潘彩琴说，解放战争时期，人们在各大根据地经常看到的（包括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挂像，就是取自毛主席和他的合影。临别之际，毛主席还握着他的手说：“苏联有炮兵元帅，那你就做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吧”（《朱瑞传》P307）。不久，朱瑞便担任了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三个月后，肩负重托的朱瑞率部开赴东北，在林海雪原、白山黑水之间奋力组建了一支人民炮兵队伍。就在这支炮兵部队摧枯拉朽，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时，他又主动要求不在后方坐镇、亲临前线参加辽沈战役。在攻克义县的战斗中，我军第一次使用从敌军手中缴获的150榴弹炮。朱瑞急于了解这种火炮在开拓突破口上的威力、性能及效果，不顾战斗尚未结束，就带领一个小分队冲出指挥所，向城墙突破口奔去，途中不幸触雷壮烈牺牲。将士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从他的贴身衣兜里发现了一份没有写完、浸透鲜血的关于建设我国第一流炮兵部队的计划。从此，一生勇往直前、绝不退缩的将军，在新中国露出希望的曙光之时却停止了奋进的脚步，年仅43岁。毛主席闻此噩耗，悲痛万分，由他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唁电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乃中国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与时俱进、永不自满的优秀品质
在朱瑞的身上，始终彰显着与时俱进、积极进取的优良品质。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先后在徐州、南京、广州等地求学，由于他酷爱学习、善于钻研、学习成绩一直优良，堪称今天所言的“学霸”。1925年他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知识，1927年顺利毕业。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朱瑞等人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打算继续留在苏联“学点实际知识，尤其是军事”（《朱瑞传》P28），便于日后回国能更好地从事武装斗争。当时苏联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在各个兵种中是一个热门。于是朱瑞报考了炮科，进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军事学校。由于勤学苦练，他成绩优异，无论课堂测试，还是实弹射击，总是名列前茅，在毕业考试和实弹演习中均获第一，被誉为中国连的高材生，受到了炮兵学校领导的嘉奖。
1936年2月，黄河山西河段，冰河破碎，波涛汹涌。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率部渡过黄河，东征进入山西。对于此次东征，中央下达了三项任务：一是打击卖国贼阎锡山；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实现（逄先知《毛泽东年谱》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为了创造性地贯彻和落实好中央的指示，朱瑞领导大家群策群力，动脑筋、想办法。他们一边分田分地，一边发动群众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他主导的一系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广大贫苦农民纷纷觉醒，踊跃参加红军，不到一个月红一军团就扩充了7000多人。
辽沈战役前夕，朱瑞根据广大指战员的实践和自己的体会，结合我军所处的历史方位、作战特点，以及在战术、技术上的存在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并提出一系列适用于我军的战术原则。他指出：“我军炮兵战术不能全学苏联的（虽然他们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学国民党的（虽然他们是超过我们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虽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们必须创造中国的东北人民的劣势的炮兵的自己的一套适合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的作战战术，但又不违弃作为炮兵和古今中外的一般的作战法则。”（《朱瑞传》P352）这些战术原则主要包括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及直接瞄准、抵近射击等。朱瑞总结的这些炮兵作战经验和五大战术原则，对我军当时的炮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人民炮兵正在经历并将跨过建设的初期阶段而准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即是能够灵活运用战术和能够进行比较正规化作战阶段”（《朱瑞传》P355）。时至今日，其中的步炮协同、集中火力、快准猛等战术原则，仍然是我军炮兵火力运用的基本原则。据统计，截至1948年8月，东北炮兵已经发展到16个炮兵团、2个高炮团和几十个师属山炮营，共有山炮、重迫击炮等各种火炮4700余门，已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独立兵种，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瑞传》P364）这些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充分体现了朱瑞与时俱进的优良品格和非凡卓越的领导才能。
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前排左三）、政治委员朱瑞（前排左四）与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前排左二）等合影
重情重义、热忱为民的赤子之心
朱瑞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从小就同情贫苦人的生活，具有朴素和真诚的爱民情怀。长征中红军进入苗族地区，朱瑞和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加强群众工作，指示有关部门拿出财物接济生活困难的苗族群众。在红军的感召下，苗族的百姓很快就和红军打成一片，主动为红军烧水、带路，许多苗族青年争着要求参加红军。在山东工作期间，朱瑞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并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度荒，解决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
朱瑞在担任部队领导期间，经常下基层倾听干部战士的意见与建议，根据当时的任务与要求，提出符合实际的任务与措施，使部队政治方向明确，工作卓有成效。在中央苏区，朱瑞针对红五军团是从宁都起义过来的原国民党部队的实际，组织各级指挥员学习贯彻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引导大家树立民主作风，克服军阀残余，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长征过草地中，朱瑞不顾跋涉之艰难，主动把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让给同志们驮背包，而他却从来都没有骑过。在山东工作后期，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山东纵队的实际，重视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广泛发动和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夯实了我党在山东敌后抗日的群众基础，不断把对敌斗争引向深入。
严于律己、率先垂范的崇高风尚
在朱瑞身边战斗和工作过的同志，几乎众口一词地称赞他对己严、对人宽，讲团结、顾大局。尤其难能可贵和为人称道的是，朱瑞总是以党和民族利益为重，毫不顾及个人的颜面与得失。1942年是抗战最为艰难的一年，因日军的扫荡和蚕食，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很多地方变成了游击区；战略区之间被敌军分割、封锁，难以相互联络和策应，经费非常拮据；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军事上的指挥也不够协调统一，一些同志缺乏打持久战的准备和应付困难的办法。为此，中央代表刘少奇赴山东指导帮助工作，对山东分局的工作，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问题。作为党在山东的最高领导人，朱瑞虚心接受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并表示坚决完成中央交给山东的“要争取优势”的任务，通过团结各方力量，夺取抗战胜利。1944年，朱瑞奉命回到延安参加整风。一开始，他就给自己提出了必须提高，必须苦练一番，必须重新更始的“三个必须”要求。由于多种原因和“左”的思想影响，朱瑞曾一度被错误地指责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和批判。对此，他没有半句怨言，而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缺点，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并近乎严苛。他紧紧结合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从思想政治、组织、党性等各方面，勇于带头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亮节与高风，使自己的人生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战争年代，老百姓和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朱瑞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坚持和大家一块累、一块苦，从不搞特殊化。长征中走出草地后，部队打土豪搞到了四头肥猪、十几只鸡，同志们给每位首长都送去一份，朱瑞却借口有事情要处理，把饭菜让给其他同志吃。主政山东期间，朱瑞坚持按标准就餐，从来不多花公家一分钱。有一次发高烧，炊事员给他炖了一只鸡滋补身体，他坚持拿出自己的津贴按价补上。炮校迁址牡丹江后，他和妻子及两个女儿4口人蜗居在林业大学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管理科的同志准备给他调整一下，他说：“现在还在战争时期，房子紧张，同志们连地下室都住上了，我这一间就蛮好。”管理科只好听从他的意见。朱瑞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而他留给家人和后来者的，则是高山仰止的不朽风范和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题墨梅》）。朱瑞，一名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理想坚定信念坚贞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一位英年早逝却令人难以忘怀、顾全大局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者为宿迁市党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