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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华中的爱国民主人士
作者:徐君华 责任编辑:姚云炤 来源:《铁军》 日期:2023-05-04 浏览次数:7091
上层民主人士大多有资产、有身份、有声望,他们是社会名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有一定话语权。他们的政治态度甚至一言一行,都会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军政官员倚重他们,下层群众景从他们。
民主人士是个特殊阶层。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地区民主人士由多种成分组成,有民族资本家,如苏南茅蔍公司经理纪振纲;有商人,如镇江的陆小波;有旧军政官员,如海安的韩国钧曾任北洋时期江苏省省长,黄桥的朱履先是归隐的民国陆军中将;有的是地主士绅,如阜宁庞友兰、阜东杨芷江等;有正直的知识分子,如皖中的金稚石,淮北的任崇高、皖北涡阳的田丰;有的当过国民党官员,如河南永城的鲁雨亭当过国民党永城县县长,皖中的唐晓光当过国民党合肥县县长,汉阳的朱毅当过国民党信阳县县长。上层民主人士大多有资产、有身份、有声望,他们是社会名流。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有一定话语权。他们的政治态度甚至一言一行,都会对当地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军政官员倚重他们,下层群众景从他们。
这个特殊阶层,其成员大多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浙江诸暨的何燮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当过北京大学校长;浙江义乌的吴山民北京政法大学毕业,皖中的吕惠生是北京国立农业专科学校毕业,苏北黄桥的朱履先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苏北海安的韩国钧、东坎的庞友兰均为前清举人,阜东的杨芷江是安徽省立法政学堂毕业,鄂东的徐健吾、高希珍早年留学日本,淮北的任崇高是上海大学毕业,湖北天门的涂云庵毕业于湖北法律专科学校,永城的鲁雨亭毕业于开封宏威士官学校。
这个特殊阶层,在社会上介于统治阶级和工农劳动大众之间,在政治上介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他们是中间群体,中间力量。共产党将党外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是团结争取的对象。
这一特殊阶层,因各人所处地位不一样,经历不同,政治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往往取中间立场。典型的如鄂东名士徐健吾,既反对蒋介石,也不拥护共产党。他儿子是桂军师长,效忠蒋介石,他不与儿子来往。苏北阜宁名士庞友兰开始也认为“国共两党如两姑,地方士绅如子妇,两姑之间难为妇”。海安韩国钧家中的条幅“天地已厌玄黄血,天下难平黑白棋”,都反映了他们的中间立场。苏南的纪振纲则表示,决不当汉奸,也不靠国民党,但也不想公开跟新四军一起抗日。也有官场失意隐退乡居的,他们早就看清国民党的败象。如朱履先对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政策感到失望,对国民党“袞袞诸公,寡廉鲜耻,争名夺利,百姓横遭虐毒,祖国疮痍满目,金瓯难复了”便辞官归隐乡里;湖北的涂云庵痛感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豺狼当道,素志难行,何如归去,永保廉贞。”于是弃职回到岳口老家,设馆授徒,养家糊口;皖中的吕惠生,早年参加国民党,因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退出国民党。
爱国抗日是民主人士的共同态度
民主人士中尽管各人政治立场不同,信仰不一,但在面对外敌入侵,目睹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好河山,无辜人民惨遭杀戮,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正义感。他们不少人奋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组织自卫武装,毁家纾难。如吕惠生创办《无为日报》宣传抗日;吴山民参加政治工作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3月,鲁雨亭将永城县青年训练班组成五个抗日工作团,在全县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在日军占领永城后,组织抗日武装,变卖家产,筹措枪支弹药;句容的巫恒通在家乡拉起了一支抗日自卫武装;金稚石以学校为平台,进行抗日爱国教育,输送学生参加抗日斗争。
“谁抗日就拥护谁”
“谁抗日就拥护谁”,这是鄂中民主人士高希珍对民主人士徐健吾说的一句话,代表了大部分民主人士的心声。上层民主人士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感情上倾向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开始时新四军干部上门拜访,有的装病不见,有的外出避见,更多的是持观望态度。随着全国抗战开展,民主人士因国共两党对抗日的态度不同,逐步发生变化。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溃退,大片国土沦陷,民主人士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其军队的无能,感到失望;而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符合民主人士的要求和愿望。他们亲眼见到新四军逆着国民党军溃退的潮流,勇敢挺进敌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纪律严明,赞赏新四军是王者之师。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日伪军,使他们看到了希望,民主人士逐渐由中立转为拥护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新四军。
1940年黄桥战役之际,朱履先说:“韩德勤养兵10万不抗日,国家怎能不亡!”当陈毅要朱履先支持新四军时,朱表示:“为了抗日,我百死不辞!”
唐晓光、吕惠生、吴山民、朱毅等只因配合共产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他们索性公开投向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新四军。1939年8月,鲁雨亭主动要求将亲手组织起来的966人的抗日武装编入新四军游击支队;1939年11月,巫恒通将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编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三团;1940年1月,茅山的纪振纲将茅麓公司的200多名自卫武装连同武器交给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民主人士涂云庵在动员次子参加新四军第五师的信中写道:“共产党抗日坚决,志士景从。英雄乐有用武之地,豪杰怎能忧作亡国之人?尔亦血性男儿,岂甘因循堕落……要知国难当头,不容徘徊歧路,纵使裹尸马革,尚获壮烈美名,子其去矣,吾当贺之。”在他的动员下,族中兄弟子侄有10余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许多民主人士都参加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的各级参议会,担任参议会的领导,成为“三三制”民主政权的重要力量。淮海区吴月波、淮北区田丰任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苏中朱履先、皖江郑抱真、淮南朱雨江任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吴静波为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湖北应山民主人士涂云庵任鄂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在经济上资助新四军,在敌人扫荡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打埋伏的文化人和干部家属,为抗日政权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更有一些民主人士,如唐晓光、吕惠生、田丰、朱履先、吴山民、鲁雨亭、朱毅、季方、连柏生、郑抱真、刘伯厚、邹鲁山、金笑侬等,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参加了共产党。
不当亡国奴,不事敌,坚守民族气节
民主人士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不甘心当亡国奴,拒绝为敌人做事,在敌人胁迫下不屈服,大都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1932年东北伪满“总理”郑孝胥,邀请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汇来旅费3000元。何燮侯断然拒绝,退回汇款,誓不做汉奸。
苏北沦陷后,南京汪伪政府曾以“苏北招讨使”“苏北委员长”“和平军总司令”等要职,诱朱履先事敌。他严词拒绝:“炎黄子孙,岂可认贼作父!”遂避往上海。
1941年初,日军二次侵占海安,韩国钧避难镇郊徐庄,南京汪伪政府派人到徐庄,要他出任伪江苏省省长。韩答:“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亡国奴!”日伪以韩出任伪职,全家可迁回海安镇诱之。韩回答:“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敌伪无可奈何,对韩施行监视软禁。韩抑郁成病,临终时告戒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余开吊,违此者不孝。”
1943年2月19日,日伪军侵占东坎,日军致信威逼庞友兰推行伪化。庞友兰回信拒绝担任伪职:“中人不应为日人用,犹之日人不应为中人用也。”日伪以危害其家人相逼,他不得不对日伪采取消极应付态度,“不请不见,不问不答,不干涉一事,不妄发一言,不接受委任,不向一方面也”,自称“八不老人”。
1939年初,日军铁蹄踏进天门,湖北名士涂云庵家乡也沦陷。一天,伪联保主任曾繁涛以“学生”身份去向老师“请教”。一进门,涂云庵就看出他不怀好意,一针见血地说:“你堂堂正正是我的学生,我可容忍你;你谄媚于日本人,我是不会理睬你的。”曾繁涛只能悻悻而回。不久,驻岳口的日军司令佐佐木和天(门)北反共势力最大的头目潘典华、潘尚武父子多次派人笼络他,涂云庵都严辞拒绝。
1941年9月6月,巫恒通突围中负伤被日伪抓捕关进监狱,日伪用尽各种手段逼他事敌,他坚贞不屈,绝食七天而死。盐城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宋泽夫由于汉奸告密,1942年3月18日被日伪军逮捕。他在狱中留书嘱咐家人:“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表达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和威武不屈的民族正气。阜东县参议会副参议长杨芷江,家里藏有新四军干部,有人担心他遭敌人暗算,他说:“做人就要有民族骨气,我绝不会为日本人吓倒。”
在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中,诸多的爱国民主人士,用行动证明他们是新四军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