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3 月柏林（左二）与战友在新四军二师军工部驻地盱眙县大王庄合影
抗战胜利前夕，我的父亲柏林由一线连队指导员调任新四军二师军工部党总支书记，这段军工岁月是他一生最难忘的记忆。晚年他填词追忆：“事难忘，情难忘，永远忆念大王庄，风华正茂着军装，军工生产忙。昼日长，夜茫茫，冬去春来夏日望。离别迄今应无恙，牵挂自思量。”谈及自产弹药炸毁敌堡、劳动竞赛热潮、军民联欢盛景，他时常神采飞扬；忆及牺牲战友，则黯然叹息。最为自豪的是他与吴运铎、秦永祥这样的好战友并肩战斗，创造出了许多军工的奇迹。
父亲柏林1918 年9 月生于安徽肥西雷麻店凌大郢，少时受家风熏陶，为人仗义、心怀家国。七七事变后，他主动参军抗日，1938 年7 月参加新四军，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他任五支队十团一连指导员，先后3 次与日伪、顽军作战；当年11 月夜袭盱眙顽军据点，全歼敌一个中队，缴获长短枪近100 支。得胜后他填词明志：“烽火燃山川，救国争先。风华正茂壮青年，模范连队指导员，不畏险艰。杀敌舍身前，捷报频传。抗日旌旗插九州，军民团结意志坚，保卫家园。”
正当父亲踌躇满志率领全连打胜仗时，不幸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被流弹击中，落下左腿关节僵直的残疾，无法继续在一线带兵。他先后转任五支队军医处指导员、二师卫生部直属所指导员，长期从事后方政治工作。1945 年3 月，父亲接到任命，出任二师军工部党总支书记。彼时二师军工部已发展至8 个军工厂，人数达1400 余人，机床设备近100 台，可批量生产子弹、迫击炮弹、枪榴弹、手榴弹等武器，基本满足前线作战需求。父亲有多年政治工作经验，起初觉得到军工部任职是驾轻就熟，对新岗位充满着期待。可到任第一天，部长王新民就给父亲浇了一盆冷水，他说：“1944 年后军工快速扩编，人员成分复杂，多数干部、工人出身农民，少数为自由职业者，普遍纪律松散、集体观念薄弱；加之兵工厂影响力扩大，敌特持续渗透伺机破坏，稳定队伍、提速生产、筑牢防线成为紧迫任务。”
1944 年9 至10 月黄花塘军工会议后，二师军工部各厂叫响“生产多流汗，前线少流血”口号，生产弹药品类由7 类12 种扩充至14 类43 种，产能大幅提升，月产手榴弹2 万余枚、子弹近4 万发、炮弹2000 发、枪榴弹6000 枚。1945 年不到半年时间军工生产总产量已接近1944 年全年总和，生产的各种弹药基本能够满足战斗需要。但政治工作有单纯强调业务的思想偏差，党员骨干少，新进工厂的一些干部职工思想不够稳定，已暴露不少问题隐患。父亲掂出了这副担子之重。
“您的腿脚不方便，担子这么重，当年是怎样扛过来的？”我的担心勾起了他陈年的记忆。他拿出泛黄的笔记本一页页翻动着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党从来不是靠个人单打独斗，我的秘诀就是依靠集体力量和党的坚强领导，靠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
健全组织规范制度，夯实军工政工根基
早在1941 年，中央军委明确指示：“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吸收专家，给予负责工作……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技术监督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与政治工作。”军工部和父亲把党中央指示作为开展政治工作的根本遵循，同步完善组织架构、建立标准化工作制度，从组织层面巩固党对军工生产的全面领导。军工部设立政治处、党总支委员会，配齐专职政工人员：组织干事2 名，宣传文化干事、特派员各1 名。核心举措是把党支部建在每一座工厂，设立专职政治指导员，配套专、兼职党支部书记，让党支部扎根生产一线，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全部生产环节。
同时建立起一套常态化工作制度。第一，定期会议制度。父亲认为规范高效的会议是我党制胜关键，统一思想、研讨问题、部署任务均依靠集体会议决策。党小组每周开会，部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参会接受监督；支部大会每月召开，复盘生产、梳理职工思想问题；每季度召开全军工部政工会议，总结经验、排查隐患、调整工作举措，保障思想工作贴合生产实际。
第二，政治机关下厂制度。父亲强调政治工作必须贴近群众，下厂分两种方式：全域走访摸排整体情况、驻厂蹲点解决实际难题。他要求政工干部主动学习工厂管理、工业政策、兵器基础知识，成为懂生产、懂技术的内行，面对面倾听职工诉求。
第三，定期不定期汇报制度。父亲常说：“掌握实情才能有的放矢，汇报制度是掌握真实情况，抓住主要矛盾最可靠的渠道。”各支部向军工部政委、政治处主任、党总支书记汇报工人、干部思想情况，好人好事，党员模范作用及思想动向。他要求好的方面要汇报，问题和不放心的方面更要汇报，还要提出改进工作意见建议。
第四，军政军民联系制度。他把驻地群众工作排上政治工作日程，积极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定期召开军地座谈会，征求地方意见建议，提出请求地方帮助支援的问题。
党的意志要靠每个党员的模范带头来实现，教育引导党员在调动生产积极性上用实劲、出实招、见实效。父亲通过调查发现，军工队伍党员人数少，个别车间、生产组还没有党员，对那里的群众思想情况、有什么需要，领导不甚了解，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不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父亲提出了“车间和行政生产组要有党员”的目标，对符合历史清楚、有阶级觉悟等基本条件，同时在生产和学习上是积极分子，能遵守纪律和团结群众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里来，不断加强党组织力量。每次吸收新党员，他都要组织入党宣誓，宣誓完毕，支部书记向新党员提出希望，对老党员作出要求。每次组织宣誓都是对党员队伍的一次再动员再教育，参加人员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重视党课教育。他定期与不定期地上党课，讲解党的性质、党的组织纪律和奋斗目标，强调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不怕流血、流汗。同时，他还坚持过好党内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安排先进党员现身说法，对后进党员开展教育帮助，做通思想工作并作深刻检讨。密切党群联系。他规定党员要经常联系一至两个群众，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小组会上汇报群众的表现和思想情绪，把群众纳入党组织的视线当中；叫响“人人都有一份政治责任”。父亲认为：“政治工作不仅是党组织的责任、党员的责任，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有学习党的理论、做好政治工作的责任和义务，努力把普通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向党组织靠拢，培养向上的风气。”因政治工作开展到位，干部职工心齐劲足，车间里生产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父亲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热闹场面：“机器不分昼夜响，枪炮送前方。自制枪榴弹，杀敌威力强。桂子山中激烈战，鬼子遭了殃。”
抓实分层思想教育，在时局变动中稳住队伍
针对急剧变化的形势，父亲把时政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作为重点抓实，让军工干部职工思想不滑坡、行动不掉队。开展时政教育。捕捉热点话题及时开展教育，做到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变化，都能把干部职工的思想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军部于1945年10 月北移山东临沂，二师主力部队随军部北上，七师向山东转移途经军工部驻地，这些对工人、干部思想影响很大。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大葱”。父亲抓住这个思想动向，着重讲清我军的军事方针，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撤出根据地是战略上的转移，是为谋求更大的胜利，不等于失败，更不是投降，鼓励大家增强胜利信心，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让干部职工的思想很快稳定下来投入军工生产。
抓革命理想教育。抗战胜利后，王新民部长、吴屏周政委调往华中军区任军工部副部长、副政委，王文值接任二师军工部部长，吴运铎任副部长。路西四旅军工科和3 个军工厂合并到师军工部，一厂、五厂迁至苏北阜宁县张家墩建厂，二厂撤至苏北涟水响水沟与十六旅兵工厂合并成为华中四厂，三厂一部分随师部北撤山东临沂，一部分留淮南军区继续组织生产，四厂到高邮县张家庄组建振华铁厂。这段时期工厂的整合、人员的调整、任务的转换，形势变化很大很快，不少工人想问题比较简单，对抗战胜利后继续革命的政治觉悟不够高，对共产主义理想更是缺乏认知，一些人存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可以解甲归田”“打败鬼子好回家了”的思想误区，思想远远跟不上形势需要。针对这些实际情况，父亲重点开展了革命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引导大家进行“保卫胜利果实”的大讨论，共同揭露蒋介石在取得抗战胜利后篡夺胜利果实的反动图谋，大家很快认清了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干革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深耕车间一线，政治工作紧贴生产中心任务
政治工作必须围绕军工生产任务来开展，车间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心。父亲坚持政工工作服务生产核心，车间是思想建设、队伍管理的主阵地，他带头执行驻厂蹲点制度，走遍全部厂房班组，就地解决生产、纪律、安全各类难题。抗战胜利前夕，父亲到上河郢一厂经常一住就是近两个月。他说：“这是全师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工厂，前身是新四军最著名的仙墩庙子弹厂。早在1943年，吴运铎研制出专门打敌碉堡的枪榴弹，1944年又造出平射炮弹，在桂子山战斗中显示威力，从此仙墩庙子弹厂名扬天下。生产的枪榴弹不仅装备二师部队使用，还支援兄弟部队。”驻厂期间，父亲与工人同吃同劳动、促膝谈心，拉近干群距离，职工都亲切地称呼他“柏书记”。
鼓励技术创新，推广技改成果。父亲先后推广了迫击炮弹引信和弹壳浇注方法的革新、子弹装配工具的改革、火工工艺的改进、炮弹壳体水压检验工具等技术成果，有的使产量提高了几倍，有的让弹药威力增大，有的在质量和安全上得到提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在学习、工作、生产当中表现好，有成绩，能起模范作用的干部、工人和群众，父亲及时进行口头表扬，发给他们日记本、肥皂、手巾等物品，以精神奖励为主；对重大先进事迹进行重点宣扬，树立起标杆导向。工人杨如富当年被评为淮南军区劳动英雄，带动全厂掀起劳动竞赛热潮。
二师兵工厂是敌人重点破坏目标，抗战胜利前后敌特活动猖獗，潜伏人员伪装积极，暗中窥探生产信息、拉拢意志薄弱工人。锄奸成为重点工作，父亲发动群众联防，重点关注新入职、有过错、贪图虚荣人员，出现异常立刻处置，多次提前瓦解敌特破坏图谋。
英烈热血铸丰碑，军工牺牲精神激励后人
父亲常说，军工生产常年与雷管、炸药、炮弹相伴，时刻直面生死，无数干部、工人的牺牲铸就了一座座丰碑。但在危险面前，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排险、试验一线，流血奉献是军工战线常态。
吴运铎曾在1941年拆解雷汞时遭遇爆炸，左手四根手指被炸掉、左眼近乎失明，但他依旧坚守军工研发岗位。1945年5月，一厂厂长秦永祥拆解缴获山炮弹引信时不幸牺牲，唐英、虞秀英、陆平三名装药女工被炸伤……
1946 年12 月，原军工部政委吴屏周赴大连，与在此养伤的吴运铎一起创建建新工业公司，吴屏周任炮弹厂厂长，吴运铎任引信厂厂长。为尽快生产大口径炮弹支援山东战场，1947 年9 月23 日，两人开展爆破试验，炮弹突发爆炸，吴屏周当场牺牲，吴运铎身负重伤。在这两人的牺牲奉献精神感召下，1948 年建新工业公司创造出年产炮弹23 万发的辉煌业绩。
从淮南大王庄到大连建新工业公司，军工先烈以血肉铺就胜利之路，书写新四军至华野军工史上光辉一页。父亲提笔作诗悼念战友：“壮烈牺牲四五年，丰功伟绩耀人寰。上河郢上造兵器，艰苦奋斗勇向前。缴获敌炮奏凯歌，为研炮弹不顾身。天丧俊杰悲不禁，军工创业流血多。”
“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是政治工作的一大法宝。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搞军工群众是后盾。”这是父亲最深刻的体会。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军工政治工作，就是要把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办成人民的军工。
军工部常态化对接地方政府与驻地百姓，闲暇时走访群众、宣讲革命故事，厚植军民情谊。工厂人力缺口大，地方主动举荐铁匠、铸造等技术匠人进厂；赶工攻坚阶段，民工随叫随到，摇轮、拉风箱、搬运机床等重体力活全部依靠民工承担，他们与正式工人一样日夜劳作。群众自发充当义务安全员，陌生可疑人员、敌情线索第一时间上报，为反特工作提供关键支撑。
工厂文艺活动对群众开放。1946 年春节是抗战胜利后首个新春，正月初一至十五持续开展唱戏、观灯、划花船活动。军工部自制花灯龙船广受好评，除驻地巡演外，还受邀赴周边乡镇开展军民联欢。
父亲填词赞颂军民同心：“洪湖水连天，芦苇漫无边。抗日军民团结紧，战斗在此间。”
1946 年上半年，二师军工部先后分3 批撤离淮南根据地。父亲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在前面，转移前预想各种复杂情况开展好政治动员，转移途中虽不断遭受敌人封锁甚至炮火轰炸，但干部职工都意志坚定，不畏艰险，夜以继日，不怕苦累，人民群众自发用小推车、民船帮助转移机器设备，先后胜利到达目的地。
7 月，二师军工部顺利完成历史使命，大部军工力量并入华中军区军工部，后并入华东军区，开启新的伟业。9 月，父亲转任淮南随营学校党总支书记，并带领学校北上，于10 月下旬到达山东莒南县大店镇，11月5 日与雪枫大学、山东军区军政干校、山东军区通信学校、东江纵队干部队统一合编为华东军政大学，父亲担任五支队党总支书记。1951 年华东军政大学与华北军政大学合并组建南京军事学院，父亲担任组织部党务科科长。1954 年11 月，他转入地方教育系统工作，1983 年12 月离休。
和父亲感情最深厚的是军工战友。1962 年春，吴运铎来南京看望父亲，同行的还有军工部的老战友胡序同等。老友重聚，分外亲切，他们回忆并肩战斗、安危与共岁月，共话新中国的大好山河与美好前景。
1991 年和1997 年，父亲先后两次和战友胡序同等回大王庄仙墩庙旧地重游，作《浪淘沙·战友同行》共叙军工情谊、盛赞时代巨变：“金秋忽西风，万里晴空，皓首红心忆当年，邀我同游情意浓，心愿相同。一别四五年，往事如烟。仙庙王庄巨变迁。携手并肩议沉浮，旧貌新颜。”
离休后，父亲仍不忘整理历史资料以激励后人，自撰《忆二师军工部的政治思想工作》，留下了宝贵史料。1988 年5 月，他在合肥参加军工史审稿会议，作诗一首与战友共勉：“审稿会议在肥城，四方老友齐来临。军史研究求实际，功业彪炳耀后人。”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4 年了，我还清晰记得他的嘱托：“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军工生产有许多感人事迹，一定要收集整理出来，让一代又一代人铭记历史，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今天，把铁军精神、军工精神作为建功立业的精神财富，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