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水面，芦苇望不到边。1941 年5 月，新四军第七师在安徽无为白茆洲扯起战旗。日军“扫荡”的汽艇、顽军的冷枪，不时从四面袭来。千余人马挤在长江咽喉，要在受压的夹缝里扩成3 万劲旅，靠的不光是步枪和游击战术，那些斜挎在身上的药箱，也是活命的本钱。
    皖江湿气重，疟蚊成群，疥疮、泻痢比子弹还磨人。第七师刚成立时，没有卫生建制，也没有后方医院。伤员只能暂寄在老乡家里，重伤员常常医治不及。直到1942 年，卫生部才正式建立。黄农，又名王雨田，是第一任部长，后来由李蓝炎接任。皖江的医疗卫生工作，从此才算理出了头绪。
    上海地下党的交通线，在封锁网里硬是给撕开了一道口子。同德医学院的周宗琦从中牵线，吴镇宇、吴木娟夫妇带着一群年轻人，舍弃了城里的诊所，绕过伪卡，穿过芦苇荡，到了无为。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听诊器和手术镊，还有现代战伤救护的知识。
    第七师还高度重视培养医务人员。无为陈家祠堂挂起了“卫生部医务学校”的牌子，黄农兼校长，张惠新管教务，学制半年，从连队战士和地方青年里挑学员。从1942 年到1945 年，连着办了5 期。后来在夏安二村又办了中级医务班，为团和支队培养军医。祠堂门板就是黑板，地上铺些茅草当座位，讲义靠手抄，一份讲义往往要抄上几十份。左双山、梅大光这些学员，白天练习止血缝合，晚上跟着老师进村换纱布。医术就是在这儿，在伤口边上，一点点长出来的。后来赵生主编的《皖江战友录》，记下了1000 多名卫生人员的姓名。
    部队打到哪里，手术台就搭在哪里。第七师不设固定医院，只在连、团、支队三级配好卫生员和军医，织成一张流动的救护网。看护秦学成常年背着药箱跨过一个个圩堤，一个人照看着三五名伤员，换药、喂水、放哨，都得自己来。季昌兴后来回忆说，那时候碘酒金贵，纱布用过了煮一煮接着用，竹筷子在火上烤直了当镊子使，盐水代替酒精消毒。没有麻药，就给伤员嘴里塞块毛巾，攥紧他的手。药品从哪儿来？地下党从敌占区买，开明药商捐，战场缴获，还组织人上山采草药。青蒿、地锦、金银花铡碎了熬汤，中西医结合着用，疟疾和疥疮才被一点点摁下去。
    医生离不开老百姓。皖江区党委设了卫生委员会，乡里建药社，连队医生逢集就摆摊，教老乡喝开水、填粪坑、熏蚊虫。群众也待他们好，腾出婚房给伤员住，端来热粥和鸡蛋，还帮着放哨报信。真正的防线，不在碉堡和工事里，而在老乡家的门后。
    1945 年秋，北撤的命令下来了。1000 多人的卫生队伍分成水陆两路走：船队载着重伤员溯江而上，陆路的人化装成百姓，穿过安徽芜湖、南京的敌占区。戴惠平记得，4 个医务干部遇到敌人盘查时，还能镇定地对好口供。15 岁的丁光胜，脚底被竹签扎穿，硬是一瘸一拐地把药包背过了封锁线。卫生队一个人也没落下，完整地带到了山东，编入野战军第七纵队，后来又改成华野七纵、三野二十五军。从孟良崮到渡江战役，药箱换了地方，里头的东西没变。
    皖江的这段医史，没有大炮轰鸣，只有门板上的粉笔印子、竹筷头上的焦痕、铡草药的脆响。第七师的卫生人员，背着药箱在枪林弹雨里来回奔走，替这支军队守住了活命的根基。这些人大多没留下照片，只在《皖江战友录》里留下了名字。纸页翻过去多年，那些名字还在，像药箱里的草药味，散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