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下旬，上海进入初夏，南京西路上的悬铃木叶片浓绿欲滴，阳光透过枝叶洒在商店橱窗上，光影斑驳。5 月27 日是上海解放77 周年纪念日，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77 年前——想起父亲周立峰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的情景。
1949 年5 月27 日，上海解放当天，父亲作为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宣教干部随部队进入市区。他们本以为会看到十里洋场的霓虹璀璨，眼前却是一片死寂。苏州河畔硝烟未散，南京路上商铺紧闭，橱窗玻璃上仍贴着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剿共”标语。
曾任新四军三师苏北潼阳抗日小学校长的父亲说，那是他军旅生涯中最震撼的一夜。为践行陈毅司令员“不入民宅”的铁纪，他和战友们和衣露宿在潮湿的马路上。翌日清晨，上海市民推开窗户，看到的是满街和衣而卧、军容严整的解放军战士，连路边遗落的一只皮箱都无人动过。民心，在那一刻悄然转变。
苏州河北岸枪声平息后，部队任务由军事接管转为政治宣传。作为宣教干部，父亲的工作不再是战场鼓动，而是将《约法八章》和入城政策，化为市民听得懂的语言。
“讲政策容易，难的是拿到‘入场券’。”父亲回忆，那时要向民族资本家宣传，绝不能穿着汗渍斑斑的粗布军装。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带的大老板习惯西装革履，电厂工程师多受西式教育，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更是洋行买办云集。军容不整，连门都进不去，更不用说让人听你讲“保护民族工商业”。
为“打进去”，上级要求干部注重军容风纪：衣服虽旧，但要洗得发白、烫得笔挺；绑腿要打得紧实；称呼要由“同志们”改为“贵公司”“诸位先生”。
现实却令人啼笑皆非。宣传驻地条件极差，写材料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上级只好将这批宣教干部安排到南京路上的东亚饭店暂住。
走进东亚饭店大厅的那一刻，这群从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汉子都怔住了。脚上沾满泥土的鞋踩在松软厚实的红地毯上，感觉深一脚浅一脚，仿佛踩进棉花垛里。最让他们“吃不消”的是那些弹簧沙发床：雪白的床单平整无皱，床头亮着台灯。那一夜，无人入眠。躺在软绵绵的床上，身体轻飘飘的，骨头像散了架，大家反倒怀念起昨夜的水泥马路。父亲辗转反侧到半夜，索性把床单抽下来铺在地毯上，枕着那双舍不得穿的胶鞋，这才找回了“接地气”的安全感。
天亮后，服务员推门送水，看着满地的“地铺”愣在门口。
父亲后来常打趣：“咱们这些粗手粗脚的汉子，睡地毯算什么？只要能让那些老板相信共产党不搞清算斗争，能让电厂机器转起来，能把那些大楼里的资产保住，别说睡地毯，就是睡马路，心里也踏实。”
父亲读过私塾，上过初中，在部队里算是文化人。但面对霓虹闪烁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南京路，内心并非没有波澜。组织上反复提醒：进城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父亲和战友们始终记得——睡不惯弹簧床，就睡地毯；看不惯霓虹灯，就低头写布告。他们用最质朴的方式，守住了初心，也赢得了这座最“洋”城市的信任。
77 年后，望着外滩的万家灯火与繁华盛世，再回想父辈当年睡在地毯上的辗转反侧，不禁感慨万千。那一代人的“不习惯”，换来了后人今日的“理所当然”。